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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电重启引发核电新一轮提速，这再次给装备制造业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尤其是“华龙一号”的开工建设及其“走出去”战略的日渐明朗，装备制造业的拉动效应也变得日益可期。

  核电国产化战略的不断深入推动，为我国装备制造业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机会，其制造能力和技术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红沿河、宁德、福清、方家山、昌江等一大批核电项目国产化率慢慢地提高，目前在建核电机组综合国产化率已达到80%左右。而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首堆的设备国产化率则可达到85%以上。

  那么，在“华龙一号”首堆示范工程已经开工之际，我国核电装备制造业生态如何？一直饱受订单不足困扰的装备制造业能否由此走出困局？核电装备制造业当前的能力水平又能否匹配“华龙一号”的战略部署？与“华龙一号”共舞，核电装备制造业还需破解哪些制约瓶颈？

  考虑到装备制造业界与核电业界有不一样的认知视角，为了更好地了解装备制造全行业概况，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顾问、原总工程师隋永滨。

  记者：“华龙一号”示范工程开工后，作为我国自主化三代核电技术，其首堆设备国产化率能否达到85%以上，您是怎么看的？

  隋永滨：“华龙一号”的顺利开工，为我国装备制造业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机会，具体的国产化率数字我觉得并不重要，关键是看核心设备是否国产化。从福清核电5、6号机组核岛、常规岛的关键设备供货来看，核岛主设备慢慢的开始采购了：能承受压力的容器是中国一重供货，蒸汽发生器是东方电气，堆内构件是上海电气，主泵是哈电集团，控制棒驱动机构是浙富集团，常规岛汽轮发电机组是东方电气，这些关键设备都是国产化的。

  记者：时至今日，也就是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问世的今天，我国的装备制造业国产化能力到底如何？

  隋永滨：我国核电装备国产化起步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当时主要是依托秦山一期30万千瓦机组。后期核电发展有一个低潮，核电设备发展也处于低谷。在国家层面全面、系统推进核电设备国产化，应该说是近十年的事情。2006年4月，国家发改委在广州召开了红沿河核电项目设备国产化工作会议，决定以红沿河项目为依托工程，以大型铸锻件和核级泵阀为突破口，三大核电公司积极努力配合，通过联合攻关，使依托工程建设项目的设备国产化率达到75%。经过十年的发展，核电装备国产化取得了重大突破。从核岛能承受压力的容器、蒸汽发生器、核级泵阀到常规岛的汽轮发电机组等都具备了批量化的供货条件，包括核岛主泵和核级DCS系统两大国产化难点，也已经通过自主攻关或者与国外合作等各种不同的形式，掌握了核心技术，实现了自主集成。此外，随着核电装备国产化的不断深入推动，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核电设备设计制造专家队伍和技术骨干，为我国的核电自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上的支持，制造企业的核文化和质保体系的建设也逐渐完备，产品质量也在不断稳定提高。

  记者：核电装备国产化成果应该说有目共睹，但核电装备质量上的问题还是时有发生，核电工程建设项目中因设备问题造成工期延误的情况也不在少数。在您看来，这样的情况更多是技术因素还是管理因素造成的？

  隋永滨：质量控制大多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造工艺需要一个不断成熟和固化的过程，这样产品质量才能稳定和提高；二是核文化、核质保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并行之有效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

  装备制造业是复杂的流程工业，从设计、制定工艺、材料选择到热加工、冷加工、试验、测试，质量控制点非常多，每一个环节控制不好都也许会出现问题。我上面提到，中国核电装备的全面发展，也就是最近10年的事情，很多加工制造工艺还需要一个不断完善和固化的过程。

  另外，有的制造企业确实还存在管理不善的问题，在质保体系建设、核安全文化建设过程中还有漏洞，执行工艺纪律不够严格，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比较多的是低级错误，比如没有严格执行操作规程，真正因为技术不过关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的状况并不多。

  我一直强调，对核电这样的国家重大工程，一定要有一种敬畏感。核电安全是第一位的，产品质量要与技术规范、工艺规范高度地统一，不能有任何马虎，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装备制造企业一把手，一定要有强烈的意识，质量上的问题要警钟长鸣，在思想认识上不能有任何放松，要常抓不懈，保持高度的重视。不是说核质保体系文件放在柜子里，把口号贴到墙上，我们的质保体系就完善了。要彻底改掉过去的不良的习惯，实际做到“四个凡事”，装备制造企业核安全文化的形成，质保体系的建立、完善到运行有效，也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此，我们也希望用户企业能够给予装备制造企业更多的包容、更多的理解。装备制造企业只有经过长期不断的持续生产，获得订单，在达成目标过程中得到锻炼，才能保证质量。我们毕竟只有10多年的发展，国外核电装备制造企业是经过50年的发展才稳定的。

  记者：您曾在多个场合提到核电装备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一问题对核电装备制造业影响有多大？

  隋永滨：由核电装备制造业产能过剩带来的无序竞争现象，政府和行业一定要高度警惕。目前，竞相压价、最低价竞标几乎出现在每个项目和每个设备的招标当中。与此同时，外国公司也不断用降价方式来挤压中国的市场。这种无序的竞争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致使一些装备制造企业在微利甚至在亏损的状态下承接订单，这对于稳定和提升产品质量、对于核电和装备制造业的健康发展都是十分不利的。

  产能过剩不再是苗头，而是已形成了局面，这需要政府和业界给予格外的重视。目前，除了极个别的设备，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基本具备了每年生产12台套、甚至超过12台套核电设备的生产能力。比如，中国一重一年就可以生产10套能承受压力的容器，生产核二三级泵的在国内起码就有10家，主管道企业最起码也有5家以上。

  隋永斌：无序竞争对装备制造业的危害是无法估量的。现在有的企业只要成本价的80%就可以签订合同，它将在没有利润甚至亏损状态下运营。长此以往，企业就没有自我发展的能力了。更重要的是，像核电这样的设备，要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如果在没有利润的情况下承接任务，质量很难得到保证。大家都在压价，拼命压价，而且外国公司参与进来一起压价。这里我给你举两个例子，比如说能承受压力的容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进口一套国外的能承受压力的容器需要2.3亿~2.4亿元人民币，现在国产能承受压力的容器的价格只有1.2亿～1.5亿元人民币左右。再比如说海水循环泵，当年大亚湾进口一台海水循环泵需要3400万元，我们现在国产的只卖1000万元左右。现在，用户企业拿国外产品价格与国产设备比，觉得国外的便宜。大家别忘记，今天这样的低价是由于装备国产化带来的，外国的公司是成熟的技术，是以逸待劳。而中国装备制造业在研发投入、技术改造、人力物力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我们应该得到回报。这样一个时间段，再拿我们和外国人来比价格，我觉得欠公平，也不合理。

  隋永滨：想要抑制低价竞争，就需要一个成熟的市场。行业自律之外，还要有成熟的用户，理性对待价格竞争。我们以前用过中间价中标的办法，报价过低也要扣分。中间价中标是不是合理，大家是不是接受，目前也没有一个明确说法。假如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抑制恶性竞争，我觉得中间价中标未尝不是一个能够尝试的办法。

  记者：目前，核电已经重启，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已经开工，核电“走出去”战略也在有力推进，结合装备制造业现状，您对核电界有什么建议吗？

  隋永滨：我觉得核电重启后，实现核电发展规划目标任务还是很艰巨的。从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来看，中国核电到2020年要实现在运5800万千瓦、再建3000万千瓦的目标。目前，我国在运、在建机组48台，约4800万千瓦，2015年预计可以核准8台机组，大体有1000万千瓦。因此，实现在运5800万千瓦是没问题的。但实现在建3000万千瓦目标，就需在稳妥、安全的基础上，适当加快项目核准。若平均每台机组100万千瓦计，未来三四年约有30台机组要核准，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每年要新核准6～8台机组。

  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装备制造业为核电发展投入的技术改造和科研费用已超过400亿元，这400亿元的能量需要尽快释放开来。目前从满足核电发展规划来看，核电装备制造业还是有一批任务需要完成。

  另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核电用户和装备制造企业应该更密切地融合。现在有一些形式，比如产业联盟，共同设立一些科研项目，共同攻关，对产品加工制造、生产管理等每个方面进行协调，这样的组织是好的，是有利的。但不能各家都搞一个产业联盟，联盟多了就不一定可以发挥实际效用。有一点也许更有意义，就是设计和制造相结合。过去也一直强调这样的一个问题，核岛设备的设计主要是在设计院，和设备制造企业没有很好地结合。10年前设备制造企业对能承受压力的容器、蒸发器等的结构、材料、功能还不太了解，那时候以设计院为主搞设计，这也是客观原因决定的。但现在设备制造企业已经有能力参与设计了，设计院在做核岛主设备设计的时候应和设备制造企业结合起来。设计不仅要考虑核电的堆工设计是不是合理，还应该要考虑结构设计是不是合理、加工工艺是不是合理，这样更加有助于我国核电装备设计制造水平的提高。我觉得目前有进一步融合、逐步加强合作的空间。

  记者：那么，在您看来，目前装备制造业的能力是不是能够匹配中国核电未来的一系列战略部署？

  隋永滨：核电装备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代表着装备制造业的顶配水平。目前，我国已形成综合生产能力，完全能满足我国核电发展规划和核电“走出去”的需要。

  纵观世界核电的发展历史，美国、法国、日本和俄罗斯等核电强国无一不是核电装备制造的强国。我们不能想象，中国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靠进口设备能完成从核电大国向核电强国的转变。核电装备国产化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不但可以掌握核电发展的主动权，且能打破外国公司的垄断，大幅度的降低工程造价。可以说，没有核电装备的国产化，就没有我国今天核电的大发展，更没有核电“走出去”的底气。

  记者：说到“走出去”，你觉得核电装备制造业是不是已经做好了“走出去”的准备？

  隋永滨：核电“走出去”，首要的条件应该是核电装备“走出去”，这既是掌握核电出口主动权的需要，也是促进中国装备制造业尽快与国际接轨、提升水平和竞争力的需要。中国核电装备制造业要融入世界，同时，世界核电的发展需要中国的力量。当然我们一定要看到，中国核电装备制造业在管理上的水准、产品质量等方面与国外的先进厂家还有差距。规章制度落实到每个实施工程人员的行动上，体现在每一个产品的质量上，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装备制造业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真总结十年来国产化的工作经验和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国产化成果，在企业的核文化和稳定产品质量上狠下功夫，牢固树立“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理念。

  核电装备“走出去”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同时我们也应该看重“走出去”的过程。装备制造业要在经营理念、管理上的水准、产品质量、标准规范和专门人才的培养等许多方面适应国际化的需要，要逐步成为国际化的公司，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核电“走出去”成为一种新常态。